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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作者: 新万博app世界杯版民间习俗网 发布时间: 2020年10月17日 08:04:09

  内容提要:民族地区发展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张力给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冲击,其传承与发展受到关注。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发展表明,仅留下文化表征的传承方式迎合市场,使非遗文化得以生存;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相统一的传承方式,虽使非遗文化得到保护,但远离文化冲击,逐渐走向消亡,这是非遗传承的困境。走出非遗传承的困境,应把握文化的层次性,推进文化内核和文化表征相融合,一方面丰富文化表征、坚持深挖文化内核,另一方面注重将文化传承融入现代发展,在新时代焕发非遗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关 键 词:土家族摆手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坚守;文化妥协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新型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创新”(项目编号:16JJD840014)。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 ),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陈维(1989- ),女,重庆秀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扩展全球的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文化的命运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诸如土家族摆手舞等地方性非物质文化生存的空间日益狭窄,面临凋零的境地。摆手舞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艺术形式,具有礼俗、观念、象征体系等不同维度,在已有对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中,对摆手舞艺术形式的解析体现出不同的学理旨趣。20世纪末学者对摆手舞的研究集中在对舞蹈自在的历史传统和艺术特征解读,通常研究者基于民族志文本,对舞蹈动作、技艺、配乐进行深描,分析舞蹈与土家族迁移、生活历史的联系,得出人们以舞蹈为媒介与祖先、生活群体相连接,进而认为舞蹈具有社群联系、祭祖实践、娱乐交往的功能,如陈廷亮与安静峰、[1](P65~67)彭曲、[2](P51~56)王龚雪[3](P17~24)等的研究。另一些学者如陈廷亮与谭婷、[4](P48~53)杨亭[5](P179~184)从审美意识角度出发,认为生活环境、劳动习惯为舞蹈动作提供了审美理解信息,例如,摆手的“摆”动作万千,浑然一体,通过摆手的节奏、频率来模拟生活、生产动作,具有视觉的美感,从而产生审美的意蕴。

  部分学者继承了本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采用的“社区传统”的田野取向和“功能主义”分析路径,着眼点不仅仅限于摆手舞艺术形式本身,而是将摆手舞视为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切面,剖析摆手舞形态演变所展现的传承沿革。李伟以土家族文化生态圈变迁与摆手舞传承方式选择为例,探讨了异质文化间难以做到现代性与传统性平衡,认为社会发展中村寨的变化浓缩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变迁,当村寨文化资源受经济侵蚀时,会“再生产”出新的文化传承形式,诸如旅游村寨、摆手舞展演等,难以以保护传统村寨的方式维持摆手舞文化生态。[6](P143~146)一些学者从人类学角度,基于对特定村庄摆手舞流变的实证研究,指出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是一种资源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摆手舞传统被丢弃而注入新的内涵。[7](P18~23)施曼莉对摆手舞传承做主体分类分析以解答如何传承摆手舞,认为政府、学校、文化组织、村民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摆手舞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差异性,应把握相互间良性互动并建立传承体系。[8](P71~74)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现代化背景下摆手舞传承的困境。罗成华、刘安全认为摆手舞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使现代的摆手舞成了被发明的传统,文化意蕴已丢失。[9](P88~91)还有部分学者试图以考察摆手舞传承载体变化来描述困境,认为摆手堂的破坏,使得跳舞场所缺失。[10](P62~65)

  综上所述,学界对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的研究通常通过描述摆手舞表现形式改变而推论出传承的整体困境。实际上,在文化互动中,传统文化的呈现状态也有主体性选择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参与者采用怎样的文化传承模式,以怎样方式去执行都值得思考,而以往研究简化为一种结构和社会的变迁,遮蔽了文化参与者的体验。其次,已有研究对作为非遗的土家族摆手舞如何传承,是牺牲传统使其存活还是保持原样继续留存,鲜有进行分析。为此,本文以Y县为田野点,在描述摆手舞传承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其面临的困境,归纳走出困境的路径。

  二、摆手舞传承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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