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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广子:东亚视野中的大理社会文化(上)

作者: 新万博app世界杯版民间习俗网 发布时间: 2020年07月31日 02:48:42

受访学者:横山广子(YOKOYAMA hiroko) 日本人,出生于东京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教授,兼任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专业为文化人类学。以云南省大理白族为主,中国西南地区直至东南亚各民族为研究对象,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致力于以上各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变迁、 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关系等主题的研究。编著《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动态——来自东亚的视野》,共同编著《流动的民族——中国南部的迁移和民族认同》《“民族”概念在中国的产 物》等 40 多篇日中英文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并主编 20 余篇影视民族志作品的制作。
访谈者 :张人大,出生于大理周城,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走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之路
张人大:提起云南,在众多日本研究者当中,横山老师也算是长期滞留进行调查研究的第一人,在回顾您与云南的渊源以及研究生涯的同时,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首先对您大学时代为何选择文化人类学专业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您可以谈一下当时的想法吗?
横山广子 :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名字,起初我是在以初中生为阅读对象的报纸上读了中根千枝老师的文章而认识的。当时,报纸介绍了东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中根老师,并且提及了中根老师的专业文化人类学。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科,但是当时就觉得特别有趣。之后,高中期间通过了美国留学制度的考试,在美国留学一年的经验,让我后来在大学里选择了文化人类学专业。我小学毕业时候考上了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学校,之后的初中、高中就读于该学校。在这所高中里,每年都有学生参加名为 American Field Service(AFS)的留学制度的考试。在高三的夏天我通过考试,在人口大约 5000 人的华盛顿州的谢尔顿(Shelton)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出国。在一个同龄女孩的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并和她一起在该地区的高中上学。那一年通过 AFS 制度的 100 名日本高中生抵达了美国各地,此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在这一年中,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美国人,而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一起学习交流,亲眼目睹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尤其是这段和美国人家庭一起生活的经历,让我亲身了解了他们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当时虽然对我来说也有些许的困难,但其实我觉得很快乐。这一年的留学经验,让我对文化人类学这一研究异文化的专业兴趣油然而生。
张人大:这就是您之后在大学专攻文化人类学的理由吗?
横山广子:是的。还不仅仅是兴趣,我还感觉到他对于我非常有用。当我从美国留学归来之时,我同年级的同学们都已经毕业了,我被编入下一年级的学习,再过了半年时间才毕业。在9月1日学校开学的后一天有个模拟考试。由于留美这一年时间里几乎生疏了日本的学习,因此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糟糕成绩。最低分的物理100分的满分只考了30分,英文成绩虽然考了70分,但是也比出国前差。国语,也就是日语反而考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基本没有使用日语,为什么反而取得好成绩呢?自己虽然也吃了一惊,不过后来好好考虑答案也就明白了。阅读理解在国语的考试中非常重要,这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阅读是要通过他人所写的书面文字来理解对方的思想。在美国这一年,通过尝试去理解与你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他者的经验,我了解他者的能力可能提高了。作为人,也有了成长。参加东京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教养学科之下开设有文化人类学的专业课程,所以当时我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张人大 :在东京大学本科的文化人类学专业里,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横山广子 :东京大学的本科文化人类学教育沿袭了美式综合性人类学教育。学生要学习自然人类学、史前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四个支柱的专业课程。在语言人类学课上学习了语音学和音韵学,接受了使用国际音标记录陌生语言的训练,因此即使在田野调查中遇到自己不明白的语言也可以记录下对方所表达的内容。其他的还有诸如挖掘与社会调查等实习课程。加之本科的文化人类学属于教养学科,语言很被重视,即使是大学 3、4 年级的学生每个星期还要上 4 节语言课。虽然可以重复选修低年级修过的英语以及第二外语的德语,不过当时学校有很多的外国语课程可以选择,我自己对语言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还尝试了西班牙语和中文。当时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阵容由10名左右来自不同科系的教员组成。各位教授本科时代并没有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因此他们原来的专业有的是历史学,有的是经济学,还有的是理科出身的。老师们都是到了硕士阶段才接触到人类学并留洋海外的。比如,当时我的导师大林太良老师,曾经留学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研修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民族学理论。中根千枝老师师从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伦敦大学的 Raymond William Firth 教授,此后学成回来给我们教授社会结构的相关课程。
张人大:您当时是由于何种理由而从事中国研究的呢?
横山广子:在本科时代,我对东南亚的山地少数民族非常感兴趣。那时候,一方面已经有来自于日本研究者的东南亚的调查报告。另一方面关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山区的少数民族, 英文论文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我的毕业论文是围绕着东南亚山地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展开的。进入硕士课程之后,感觉东南亚相关的文献依然是最容易入手的,因此我用那些资料继续研究东南亚。因为那时候硕士阶段的田野考察只在日本国内,去到海外从事田野调查并撰写硕士论文的人几乎不存在。
张人大:现如今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也基本如此。比如现在我接受的指导也是要求在硕士阶段首先扎实地做好文献研究。
横山广子:从事文献研究,选定一个有丰富文献的主题或者地域这一点非常关键。在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专业中,从本科阶段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老师们首先建议研究异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自文化研究里,文化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地习得的东西,一切都过于熟知,所以很难客观地进行研究。对于人类学的初学者,首先通过研究异文化来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假如对日本文化有兴趣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从事研究。当时的东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的。我本人当时对日本文化也感兴趣。关于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了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山地民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有相似的地方,从跟日本比较的角度来看东南亚我认为也很有意思。之后在硕士课程中,我把研究对象转变为东南亚地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社会。平地民族和山地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化和社会性的差异。为了深入研究山地民族文化,还是有必要了解作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由于我对文化差异比较感兴趣,所以开始研究了儿童成长的过程,即文化化或社会化这一过程。文化化的过程,是一个孩子获得他所出生的社会文化并逐渐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我在思考是否能够通过关注儿童学习并掌握自身文化的过程来研究文化的差异。因此,在硕士论文中我通过收集东南亚各国平地民族的文献资料,做了儿童文化化的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撰写硕士论文前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追求的主题和民族本身,我还阅读了关于东南亚大陆区域各种不同民族的相关论文。东南亚的山区人,原本几乎都是居住于中国国内的。由此,也开始收集和阅读中国少数民族相关的文献。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纳西族的英文资料。例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ackson)等人的研究。洛克于1920年代进入丽江地区,虽然他本身是植物学者,却通过使用历史资料做出了有关纳西族历史和文化的高质量研究。我又精读了关于他的东巴经典的文献。杰克逊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地研究,而是使用洛克等人的文献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也是很有魅力的研究。当初日本可以入手的中文文献都是局限于20世纪上半叶所发表的。直至80年代,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才逐渐出版,在日本也能入手阅读。当时,虽然外国人还的确无法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但是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总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实现的。因此,随着自己的兴趣抓到什么算什么,大量阅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文献。
张人大 :您在中国做调查研究是在成为东京大学助教之后吧?
横山广子 :是的。提交了硕士论文并结束了博士课程入学面试的当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了大林老师的电话。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差错心惊胆战。结果是老师提前通知我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合格结果,同时告诉我系里决定提名我作为下一任新助教的候选人。当时,一方面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教,完成博士论文,就可以申请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即使上博士课程拿到博士学位想留在大学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以上这样的考虑,我接受了大学助教这份工作。从 1981年4月起,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成为东京大学一名教员。
我翻译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
张人大:那到最终确定进行田野调查,经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横山广子: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当时有两位助教,如果其中一位在大学担任助教的工作,另一位就有条件出外进行调查。在另外一名助教的前辈从非洲调查返回的时期我已经知道的时候,正好中根老师建议我申请可以获得在国外进行两年研究的资助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社会科学国际奖学金。我提交申请材料,并于1982年顺利通过了最后面试考核。在申请和面试阶段,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国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然有诸如中根老师这样的著名教授接到邀请并访问了中国的机会,但这是访问不是调查。而且当时确实也没有外国人在中国长期进行人类学调查的先例。
张人大:那您在申请表和面试过程中,具体提出了怎样的调查计划?
横山广子:由于中国的状况也在不断变化,所以申请表和面试考核都准备了第一志愿和替代方案来应对。虽然当时最想去的是中国云南省,但完全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实地考察。我想着先尝试进行交涉,如果困难的话就马上更改计划,前往东南亚进行调查。因此调查计划上首先表明了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考虑到在东南亚有外国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实地调查,我想可以联系 Traibal Research Center 前往泰国开展调查。此外通过中根老师,与费孝通老师商量了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可能性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作为 1975年4月日本访中学术文化使节团的一员,中根老师与费老师初次会面并相互沟通了对方的研究,由于两位老师都在伦敦大学(LSE) 留学过,从此以来两位老师建立了人类学家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费老师于 1982 年 3 月第二次访问日本,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中根老师在东京大学迎接了费老师。当时中根老师让我和费老师见了面。此次费老师向中根老师转达了自己的书籍在日本翻译并出版的希望。没有想到我竟得到翻译费老师著作的机会。
张人大 :因此您翻译了《生育制度》是吧。
横山广子 :当时费老师交给我两本书,并让我选择其中的一本进行翻译。一本是《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论集收录了费老师于1978 年至1980年间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所发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另外一本是《生育制度》,该书是费老师根据1940 年代在云南大学的讲座内容而写成的,于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1981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的。我当场答复费老师,希望翻译整体系统地展开讨论的《生育制度》。在申请国际文化会馆的奖学金之前,通过中根老师有机会见到费老师并得到翻译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在收到奖学金之后,关于在中国开展田野研究一事,费老师首先建议我抵达中央民族学院,来了之后再逐步推进。 因此,当时确定了1983年秋访中这一目标。并努力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先完成翻译的草稿。通过这些过程,终于1983年9月30日,我抵达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
 

日译版《生育制度》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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